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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古代山參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達4000多年，郭沫若主編的《甲骨文合集》第六冊就載有象形文字“參”。大家一定曉得山參出在東北。但是1000多年前，我們的祖先并不曉得東北有山參，那時山參的主產區是現在的山西上黨地區。

    春秋戰國時越國宰相范蠡在《范子計然》（公元前465年）中說“山參生上黨”。那時候的上黨，山高林密，原始森林一望無際，不像現在這樣，一眼望去都是黃土高坡。從山參產地的變遷，能說明人類對生態環境的破壞。

    到了宋朝，上黨地區山參產量逐漸減少，藥農的搜尋范圍開始向東擴張，遍及山西、河北、山東。原來泰山也有山參，到這個時候也被采挖一空。遼、金、元、明建都北京，先后達600年。600年來，北京居民燒飯、取暖用的柴火，冶煉、制作陶瓷用的燃料，全部都是從鄰近的太行山、燕山取用的，特別是明朝永樂年間，也就是公元1403～1424年，每年販運到北京的大木頭就不下100多萬根。歷史記載砍木頭的人“千百成群，蔽山羅野，斧斤如雨，喊聲震山”。生態環境遭到破壞，不用說山參，就連糧食都種不起來。李時珍在世時（1518～1594年），山參主產區遷移到了東北長白山南部。往東，往山海關外找，這一找可不得了——遼東的山參比上黨要多得多啦！僅1609年，尋挖到的野山參你猜有多少？超過１萬公斤啦！

　　山參長在北方，銷在南方，東北人以產山參為榮，南方人以食山參為榮。那么杭州民間吃山參的風氣是怎么來的呢？一個原因是南宋建都杭州，中國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重心往南遷移，宋朝以后江南經濟發達，杭州是故都，皇室遺風，迷信山參，發展到今天，杭州人吃起山參制品來眼睛都不眨；上海、寧波做生意的大老板多，吃參的人自然多；紹興呢，很多人做師爺，時間一長把主人的養生習慣學來了，帶到民間。
 　　山參第一次正式進入民間是清朝康熙的時候，1722年，國庫虧空，財政捉襟見肘，康熙皇帝沒有法子了，只得分出宮廷中的一部分野山參，讓江寧（今南京）織造曹府、蘇州織造李熙、杭州織造孫文成分頭出售，銀兩按期如數上繳國庫，以解燃眉之急。結果半年不到，杭州的孫文成賣得快，交款早，當年拿到野山參，當年售罄交割銀兩。杭州、寧波、紹興的有錢人家，看到出自宮廷的野山參，活搶活奪。
 　　康熙中期，中國的采參業進入全盛時期，山東、河北破產的農民闖關東，每年有三四萬人，以放山采參為業，這樣一來，山參主產區繼續東移到長白山以北烏蘇里江流域錫霍特山脈，那里人跡罕至，物產豐饒，滿山遍野的山參隨處可見，多得可稱“參場”。但隨著大量移民涌入東北，人口驟增，采參人同時倍增。采參的人越多，野山參就越少。到后來，一年也就只能采500公斤左右。到今天，野山參產量多達50公斤左右。野山參賴以生存的原始森林僅剩長白山自然保護區。

　　1949年新中國建立，1950年恰逢楊開慧的母親80大壽，毛澤東派大兒子毛岸英赴長沙，帶去兩棵野山參，信中寫道：“楊老太太尊鑒：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壽，因令小兒岸英回湘致敬至奉山參、鹿茸衣料等微物，以表祝賀之忱，尚祈笑納為幸。永祝康吉！”這兩棵野山山參是別人送給毛主席的，主席首先想到岳母大人年邁更需要滋養，毛岸英來賀壽，向振熙老太太十分高興，她對孩子說：“別看你爸爸是個大人物，他也有赤子之心。”主席的岳母服用野山山參后，果然神效，高壽92歲。
 　　毛澤東自己也吃過野山參。70年代，他的健康狀況大不如前，體弱多病，甚至睡眠也更加困難，工作人員為他用野山參浸泡了兩玻璃瓶茅臺酒，希望他能在每次睡覺前喝上一杯以滋補身體，促進睡眠。
 　　毛澤東只吃了一瓶，留下一瓶，現在放在韶山毛澤東紀念館，瓶里面茅臺酒大約有4公斤，上好山參多達7棵，清晰可見，屬于國家文物。
 　　20世紀90年代，中俄邊境重開貿易，烏蘇里江以東俄羅斯遠東地區森林密布，野山參通過邊貿形式涌入中國市場，野山參的主產地又歷史性地繼續東移至遠東。不過不會繼續東移下去了，因為翻過錫霍特山脈就是日本海。這兩年從俄羅斯進來的野山參變得越來越小，數量越來越少了，所以現在市場上流通的純正野山參價格十分昂貴，驗證了古人的一句名言“物以稀為貴”。